“秦晋之好”的来历:秦晋之好与战略结盟

“秦晋之好”,是中国千年来喜结良缘的代名词,典出于春秋时秦晋两大强国几代间的相互通婚结盟。在古代贵族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妻子通常来自与丈夫门当户对的家族或利益集团,尤其是在战乱不息的春秋战国时更相当于战略盟友的派驻代表。这种婚姻根本没有后世艺术作品中所写的柔情蜜意,当事者服从的只是政治和军事需求。 

  早在古老的原始部落期间,通婚便成为结交方式,东周时的列国更是靠婚姻血缘作为结盟手段。公元前651年,齐相管仲在葵丘(今山东省临淄县)曾召集天下诸侯歃血为盟,假“周天子”之名公布了昭告天下的誓约,郑重规定“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这种在现代被某些人视为生活作风的小节,在春秋之际却是关乎列国安危之大事。试想,当时诸侯若更换夫人及所生“树子”,岂不等于废黜盟友的姐妹或女儿、外甥或外孙之地位?这不仅会生内乱还可能引发对外战争。因此他们尽可姬妾成群。

  其实,在集团或国家关系中,任何联盟联姻都以共同利益为保障,血缘之谊遇到利害之争又会显得情薄如纸。以缔结“秦晋之好”的两国而论,秦穆公东向扩张侵犯了晋国利益,亲外孙晋襄公便率军在崤山伏击并大败秦军,已是晋国太夫人的穆公之女文赢向儿子讲情才放回几个被俘将领。纵观春秋战国史,外甥或外孙同舅舅或外公兵戎相见可谓家常便饭。此时夫人们夹在丈夫、儿子与父兄厮杀间的心情痛苦,根本不会被争利争霸的男人顾及。 

  进入一统江山的秦汉之后,联姻仍是各家族或军事集团利益关系的纽带。东汉末209年冬,即赤壁之战的翌年,江东军阀孙权为巩固抵御曹操的联盟,把自己二十来岁的妹妹送到荆州(并无《三国演义》所艺术虚构的甘露寺招亲),嫁给年近半百的刘备。

  在为时两年的婚姻中,被后来戏剧称为孙尚香的孙夫人完全成了哥哥实行红粉外交的工具。她随身有百余女兵,外围还有更多的男兵,全副武装且气势骄横,相当于东吴派来荆州的别动队。这批人驻在相当于军事要塞的“夫人城”,征战半生的“刘皇叔”每晚进入外围遍设刀枪剑戟的妻子房中,据古史记载恐惧得“心常凛凛”,诸葛亮也称主公“东惮孙权之进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那位出身“织席贩履”的江湖下层的所谓“刘皇叔”,也视“妻子如衣服”而不重礼义亲情,强欢敷衍孙夫人不过是利用这位女卧底、女监军作为联吴抗曹的筹码。

  他西征四川后,孙权眼见要赔了夫人,索性接回其妹并想劫持人质——让孙夫人以后妈身份挟走刘备的独子刘禅。这一毒辣阴谋被赵云、张飞拦江截阿斗粉碎后,孙刘联姻很快就被战争取代。后来蜀汉政权封刘备在四川续娶的吴夫人为皇后,又追谥贫贱出身的甘夫人为皇后,却未给尊贵的孙夫人封加皇后号,由此也可见其对这段婚姻的态度。小说戏剧中描写孙夫人侠骨柔肠,不过是后人感叹这位年轻刚烈的女子作为谋略牺牲品而自作美言罢了。 

  在汉族政权同北方强悍民族的对峙斗争中,以女和亲又成为缓和军事紧张局势的手段。汉代首创和亲之制后,唐代出嫁给外番的公主达19人之多,其国势强盛时还派遣临时加封号的文成公主这类“宗室女”即假冒伪劣品,到了国势衰落时只好以正牌的皇帝亲生女出塞。宋朝对外战争最为窝囊,倒是从不出嫁公主到北番搞和亲。满清皇族嫁女时的首要考虑,又是维系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满蒙联姻”。皇宫里娇生惯养的格格们并不像戏说式的电视剧中那样青春浪漫,而是一代代地远嫁蒙古王公。从历史记载看,这些长成于繁华北京的金枝玉叶,大都年纪轻轻夭折于荒凉草原的帐篷中,最终换来北疆的亲王旗主多半都是与爱新觉罗皇族有血缘联系的外甥、外孙,能够率蒙古铁骑为清廷驰骋天下。 

  鲁迅曾说以往中国历史可用两个字概括——“吃人”。在封建制度下被吞噬的不仅是劳苦大众,同样包括服务于军事结盟的那些娇养的帝姬、公主、郡主、格格们。由此人称自古红颜多薄命,呜呼!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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